7月5日，本报发表葛剑雄的《读“长江读书奖”工作室《郑重声明》》和及汪晖的《我对目前争议的两点说明》和“长江读书奖工作室”的“郑重声明”之后，又有不少学者纷纷在“中华读书网”（www．cReader．com）发表评论，针对新发表的有关“声明”和讨论文章，又提出进一步的分析，使原先的讨论也更深入到一个新的层次。
徐友渔认为，《北京晚报》6月29日文章副标题提出的3个问题，就是争论的症结：“指导委员会特邀名誉主席费孝通获特别荣誉奖应该不应该；《读书》杂志执行主编汪晖获专家著作奖应该不应该；评委钱理群获文章奖应该不应该”？其实，《南方周末》6月9日第一篇报道中表示出的疑虑，也就是这三点。遗憾的是，《读书》方面并未对以上三个问题作出正面、明确的答复，而反复说明，评审过程多么透明、公正，诸位评委的人品与学问是多么好。这并没有回答问题。评审过程很好，而结果显得有点荒唐，这怎么解释？《读书》方面可以说，有些人觉得荒唐，但其实很正常。这不失为一种解释，但这需要多花点力气。避而不谈或以“追究责任”虚声恫吓，都不能解决问题。
“用评委的人品好、学问好来解决评选结果问题，典型地反映了中国人的心理习惯和思维方式，值得讨论。简单的回应是：相应地，提出批评意见的学者人品学问也不错呀！这就容易引起对个人的道德学问的攻击了。”——徐友渔说，“其实，说汪晖是召集人是有根据的。近100名推荐委员和几十名顾问委员在去年11月收到‘长江《读书》奖’章程草案，其中载明学术委员会召集人首名就是汪晖。仔细研究草案和正式章程，我们发现实质性的改动只有两点，第一点即为上面所说，汪晖从召集人变成了不是召集人。第二点是这样的：在原来的章程中，著作奖就是指著作，而在正式发表的章程中，著作之后加上了‘（含文集）’三个字。这两点重要变动说明了什么？”“汪晖作品获奖引起非议的，刚巧包括这两个问题：他是学术委员会召集人；他的作品是文集而不是著作。这就是说，原来有两道大门，把汪晖的作品关在获奖圈之外，而在不经意之间，这两道大门撤了。联想到汪晖的著作最后果然获得了著作奖，而汪晖、董秀玉、黄平等《读书》方面的人异口同声地强调汪晖获奖完全是依据程序，人们难道不会自然地认为，评奖章程的修改，其意义只是在于使原先不应得奖的作品可以得奖了。”“也许是巧合，也许还有别的解释。但《读书》方面的人应该冷静地想一想，人们有疑虑，是不是相当自然，相当有道理。你们当然可以再作解释，但最好不要把类似上面这样的疑问当成居心叵测。”
朱学勤认为，“程序公正”先于“实质正义”，在现代社会，这是公民的普通常识，或者叫法律意识。程序既然规定，评委不能将自己的作品参与评奖活动，钱先生碰巧是评委之一，一旦获奖，争议即起。工作室声明说“评审是两个学术委员会分别独立进行“，但由于这两个学术委员会的人员完全重合，所以，其实是“一套班子，两块牌子”，“两个学术委员会分别独立进行”何来之有？主事者说他们的程序比诺贝尔评奖还要严格，那就应该组成两个成员完全不同的评委会；实在凑不齐，出现“一套班子，两块牌子”的中国特色，人们也能谅解。但在中国特色下，为爱护评委，主事者或工作室应该在评审一开始就明言，因为只有“一套班子”，无论是著作还是文章，谁作品已经入围，谁就只能在两个选择中择其一：要么当评委，放弃参奖；要么放弃参奖，当评委。这才是“回避”，这才是比诺贝尔奖还严格，也体现君子爱人以德。汪晖没有辞去《读书》执行主编，也没有辞去该奖评选的最终权力机构——学术委员会召集人职务，在不辞去职务的情况下，又要尊重程序公正，有没有两全的办法？朱学勤说，有，那就是只有回避，彻底回避，但这样的回避应做在事先方有效，语言要明确，不容歧义。汪晖应以明确的姿态事先说明，人在国外，作品却不能在国内进入评奖程序。象现在这样，评奖已经结束，当事人获奖，社会上议论纷纷，再以所谓当事人“不是本届评奖工作召集人”这样的说法来搪塞，是说不过去的。按章程，有作品参选的学术委员都要回避，学术委员会的召集人却不回避，是不能服众的。
朱学勤还说：至于说“完全没有参与”，是否能与作品回避划等号？人们是愿意从善意角度理解的。如果工作室“声明”和汪晖本人“说明”共同提供的这个说法确实是“回避”的同义语，这样一来，又会出现更为严峻的情况：既然当事者已经回避，为什么主事者还要让他的作品参与评选，以至发生今天这样被动的情况？可见是主事者有错，可称之为“情况一”；如果不能作“回避”理解，退回去，那就发生“情况二”：当事者“完全不参与”，是指具体操作不参与，不反对他的作品参评，当事者按他的意愿办，于是人在国外，书在国内，评选程序启动，最终获奖。——“倘若是‘情况二’，尽管汪晖今日有辞退姿态，工作室还在劝进，尘埃尚未落定，但我们先欢迎这一姿态，不过道理还是要说清：这不是该领奖而不领的谦让，而是因为没有事先回避而造成程序违规的事后补救，本人是负有一定责任的。由此，在两点‘说明’之余，似乎还应考虑向主事者为其名誉受损而道歉？如果是‘情况一’，则是主事者的错误，那就应该利用工作室‘唯一声明’的机会，赶紧向名誉受损的汪晖本人道歉。总之，形成目前这样谁都不愿意看到的局面，总有一方出错。至于是汪晖向主事者道歉，还是反过来，主事者向汪晖道歉，则应视他们之间发生的真实情况而定。相信他们会妥善处理，旁人不应着急。”
《中国社会科学》杂志社的仲伟民的观点比较温和，他说：“长江《读书》奖”是近年来能引起学人注意的为数不多的学界大事。我以为，此事还是应该在基本肯定的前提下再来讨论它存在的不足，不要总是像已发表的某些文章那样意气用事，仅仅因为它有一些缺陷和不足，就把它全盘抹杀了。“长江《读书》奖”的设立是件大好事，但可惜做得不完满，给别人留下了批评的把柄。不过，《读书》编辑部的先生们千万不能把批评意见统统当作“恶意的造谣、中伤、诬陷“，在我所看到的批评文章中，绝大多数都是善意的和建设性的，尽管有的批评可能尖锐了些；而即使对于那些非常尖锐似乎有恶意攻击嫌疑的文章，我看也没必要追什么究。
雷颐则对“长江《读书》奖”更名为“长江读书奖”表示不解。之所以会有这些变更，他认为有两种可能：一，在具体操作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确实发生了这些变化。二，实际并没有这些变化，但现在意识到《读书》执行主编汪晖获奖的确不妥，在文字上作些修改变动尽量抹淡《读书》的作用，尽量把由于这种破坏规则造成的负面影响减至最低。雷颐还提议，如果可能，执行主席不妨谈谈这15名学术委员获得提名的理由，因为这届学术委员的人员构成有太浓的“汪晖色彩”，已经造成种种误解和猜测。开诚布公地谈谈“提名理由”，使大家知道虽然有些人员的遴选或有不当，但毕竟是出于公心。这有助于彼此沟通，有助于下次评奖，更重要的是使汪晖不必蒙受不白之冤。
雷颐还特别强调，此次评奖因规则的缺漏引起不少严厉的批评，同时也引起许多强烈的辩护和对批评者的激烈批评。如果这种互相批评（因此每人又是被批评者）能使每个人在行使自己批评的权利时更慎重一些，冷静想想自己批评的角度、标准甚至用词是否准确、妥当，每个被批评者能冷静想想批评者的道理，无疑有利于形成正常的批评氛围，具体而言也有利于“长江《读书》奖”今后尽快成为真正有威望的学术奖。
《读书》杂志的另一位主编黄平也就近来公开了的对《读书》的一些批评做了正面回应。首都师大历史系的任士英由此次评奖也发表了对《读书》的一些看法。
朱学勤最后说，一场评奖风波迟早都要结束。使我们难过与反思的是，知识界为什么今天还会在自身暴露出对程序公正的如此无视与随意？这一次，问题不是出现在民工群，而是出现在知识群，公民意识尚欠缺，遑论其它？用汪晖“两点说明”中话来说，确实到了“令人震撼”的程度。不在于谁对谁错，无论是谁错，其他人都没有理由幸灾乐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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